抒情诗文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梁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

　　这诗作于1839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白，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摇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母爱是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但古诗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却不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孟郊的《游子吟》，说尽了天下父母爱子之心。蒋士铨这首《岁暮到家》则从另一个角度细腻地刻画了母亲的爱心，与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之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抽象的叙写上，而是借助衣物、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之具体化、形象化。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母亲对儿子的爱心没有止境，儿子及时归来使母亲惊喜万分，首联上句直写母亲的爱心，下句写久别的儿子岁暮之际回家团聚时母亲的喜悦心情，一个“喜”字，包含了母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和怜爱、思念和期望，是上句的最好注脚。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说御寒的冬衣缝得针脚细密，问候的家信墨痕尚新。这两句诗极力突出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和思念：细细缝好御寒的冬衣，时时捎去嘘寒问暖的家信。那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蕴涵了多少慈母的爱心。一个“密”字，道出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一个“新”字，道出了母亲心中的思念和关怀。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说一见面便心疼儿子的面容清瘦，叫着孩子问起一路上的艰辛。这里叙写母亲与儿子相见时的情景，进一步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看到儿子面容清瘦，母亲心中十分怜惜，连忙把儿子叫到自己跟前，仔细询问一路上的风尘劳顿，问长问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怜”一“问”，慈爱之心，跃然纸上。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两句写儿子心中惭愧自己没有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不敢向母亲诉说那一路的风尘，这里通过直抒诗人的惭愧心情表达出母子之间的深情。在慈爱的母亲面前，诗人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分内疚，由于自己出门在外未能在母亲膝下承欢尽孝，深感未尽到人子的责任，从而辜负了母亲的拳拳之心。因此，不敢诉说自己旅途的艰辛。除了惭愧之外，此处也含有担心直言远行的劳顿，会使母亲更加心疼的含义，因此“不敢叹风尘”，自然也蕴涵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意味。

　　该诗是一首表现骨肉亲情的诗作。诗中通过描述久别回家的游子与母亲相见时的情景，颂扬了母爱的深厚和伟大。

　　这首诗创作于清朝嘉庆年间，诗人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作了这首诗。

　　整首诗描写了在烟波浩淼的碧波之上，远远只见一渔舟荡浆而来，渔翁手持钓钩，钓得鱼来满心欢喜。真是碧空如洗，皓月当头，秋色满江。短短的四句诗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人物有动作，描绘出多彩多姿的垂钓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